時下，干部問責制度已經逐步在各地推行開來。但一些地方和部門在實際操作過程中，存在著把問責制度簡單地等同于“事后處理措施”的傾向：不是把問責貫穿于每項工作的決策、執(zhí)行、監(jiān)督全過程，而是在出了問題之后對有關人員作一番處理完事。這就影響了這一制度的正確實施和作用發(fā)揮。事實上，問責制度應該是一個問責、追責、負責相統(tǒng)一的配套工程，涵蓋決策、執(zhí)行、監(jiān)督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各個方面和各個環(huán)節(jié)。 

    問責是前提和基礎。在一般情況下，問責主要是指過問和追究責任。這里所說的“問責”，則是指弄清楚責任是什么，即明確責任的內涵和要求。權責一致，是我們黨對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基本要求。領導干部在行使一定權力的同時，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，權力越大，責任也越大。因此，人們通常也把領導干部稱作“負責人”。既然是負責人，就應首先明確到底負責哪些事務，各項事務的內容和要求又是什么。對這些事務，在考核和評價時不僅要有定性的要求，而且要有定量的指標。這樣，履行職責和追究責任才能做到有章可循、有規(guī)可依。但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，一些地方和部門在處理領導干部權責關系的問題上卻出現(xiàn)了“輕重不均”的現(xiàn)象：權力內涵明確、界限清晰，人員配備到位甚至出現(xiàn)超標，而責任的內涵和界限卻不甚明確清晰，也未具體到人，導致出現(xiàn)“問題面前繞著走”、“踢皮球”、“三個和尚沒水吃”等不負責任的現(xiàn)象，甚至導致責任事故的發(fā)生。解決這個問題，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將領導干部的責任明確化、具體化，就是要問責。 

    如果說問責主要解決的是問責制度中有章可循、有規(guī)可依的問題，那么，追責則要解決執(zhí)規(guī)必嚴、違規(guī)必究的問題。追責，就是追蹤領導干部履行職責的情況，獎勵盡職盡責的干部，追究瀆職和失責的干部。一項好的制度，不僅要求內容合理、程序規(guī)范，而且要求執(zhí)行嚴格、獎懲分明。如果得不到嚴格執(zhí)行，缺乏必要的獎勵和懲戒，再好的制度也會成為一紙空文。具體到問責制度，如果不能對領導干部的履責情況進行科學的評價，對瀆職行為進行嚴格的追究，那它就是不完善的，也達不到應有的效果。一些地方和部門責任事故之所以頻頻發(fā)生，固然有職責不明確、不具體的問題，但責任制度執(zhí)行不力、瀆職行為懲罰不嚴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在這些地方和部門，責任制度的實行流于形式，出了責任事故藏著掖著，對干部的瀆職行為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，甚至搞“出了問題，異地為官”。這就使一些干部產生了“負不負責任無所謂”的心理，在客觀上助長了“在其位不謀其政、不負其責”的風氣。事實證明，干部問責制度要得到有效實行，在追責的問題上就不能打馬虎眼。 

    無論是問責還是追責，其目的并不僅僅在于處理相關責任人，更重要的是促使領導干部勇于負責、敢于擔當，從而更好地干好工作、推進事業(yè)。也就是說，問責和追責都是手段，負責才是目的。反過來說，領導干部能否負責，是干部問責制度能否有效實行的關鍵。每一位領導干部都能牢固樹立“責任重于泰山”的意識，始終堅持對黨負責、對人民負責、對自己負責的態(tài)度，真正做到兢兢業(yè)業(yè)、盡職盡責，一些因主觀原因導致的責任事故就可以避免，干部問責制度就更多的是一種規(guī)范、預防和警示制度了。這才是這一制度出臺的初衷和目標。(朱文鴻)